茗香寻踪 文献中的黔茶
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先民是最早采制饮用茶叶的人群之一，各民族按各自的方式种茶、采茶、制茶、饮茶，且由不同的角度认识、体验、感知着茶在社会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并赋予茶各种各样的文化内涵，形成了西南各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茶文化。古黔先民通过辛勤劳作，特有的地方文化与民族风情相传，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和发展、更新，铸就了现在的贵州茶文化。
云贵高原是茶树的发源地之一，1980年，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出土的茶籽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确定为四球茶茶籽化石，仅次于第三纪地质层，距今已有100万年。
贵州茶在古代文献中早有记录，古今中外研究茶史的学者常能搜寻到黔茶的身影。
晋朝傅巽在《七诲》中，记载了当时八种珍贵的特产“浦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荼（茶）子、西极石蜜。”其中“南中茶子”就是指今天黔滇一带所产之茶。
今人所撰《贵州古代史》提到：“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遣中郎将唐蒙通夷，发现夜郎市场上除了棘僮、筰马、髦牛之外，还有枸酱、茶、蜜、雄黄、丹砂等商品……”这段记载说明在夜郎时期贵州已出现茶事，古黔已有明确的茶叶产地了。
唐代陆羽《茶经》载：“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遵义、铜仁不仅产茶（也是现今贵州茶叶主产地），而且茶味很美。
北宋乐史编著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有贵州茶成为贡茶的记录。《宋史·食货志》记载：“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夏，黎州入雅州。”在宋代已有饼茶进贡，茶味亦佳，且在桐梓、遵义等处设置茶马交易场，用贵州茶换取青海马。
宋代写茶诗最多的文人之一黄庭坚多次提到贵州茶。他在作品《阮郎归》中记载黔中好茶“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裏，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且在其名篇《煎茶赋》中也提“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泸州之纳溪梅岭……”这里面的“都濡茶”产地位于现在遵义市务川自治县，都濡镇的地名也仍然保留。
明朝《一统志》讲“贵州茶，府县皆有。”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有：“黎平产洞茶，叶大而味美。其它镇宁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永宁卫均产茶。”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布政司作为能给朝廷上贡茶的五个布政司之一，每年上贡茶的数量名列全国第二。明朝《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记录：“水东等九长官司每三年一贡朝，觐马九匹，岁解本色茶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讲的是贵州贡茶。
清代康熙《贵州通志》（1673年）：“贵阳军民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平远府茶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清乾隆《贵州通志》（1741年）：“贵阳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卫、五柯树、摆耳诸处；思南府出务川，名高树茶；蛮夷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色味亦佳。”
遵义的湄潭、习水、赤水、绥阳、余庆、仁怀等地在清代都有相关产茶记载。《遵义府志》载：“小溪、二郎、土城、吼滩、赤水产茶树，高数寻，额征茶课。按五属惟仁怀产茶，清明后采叶压实为饼……多贩至四川各县，圃中间有种者，与湄潭茶同亦不能多也。又有老鹰茶、苦丁茶、女儿茶、甜茶皆生山谷。”其中二郎和土城均在习水县内。
《贵州通志》风土志：“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茶最有名。石阡茶，湄潭尖茶昔皆为贡品。”1914年《都匀县志稿》载：“茶，四乡多产之……彀雨前采者最佳，细者曰毛尖茶。”《湄潭茶产调查报告》（1940年—1942年）载：“绿茶：又分龙井、玉露、珍眉。红茶：先将生叶萎凋继续人揉捻，继续日光下发酵，至适当程度，放焙房内烘干，是为粗制。粗制品再加以分筛检择后，始成精制。”1940年4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湄潭正式挂牌成立，对之后贵州茶叶的生产、科研、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茶产业奠定了历史、文化、技术及贸易的基础。
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汉语中，代表茶的汉字有荼、诧、槚、茗、荈、苦茶、皋芦等，多和贵州山地方言有一定关联，日本茶学专家松下智在《茶的起源研究》中也有记录“茶事的最早利用是中国的苗族”。贵州在茶叶的利用、加工、流通等方面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茶文化发展起始地之一。古黔先民，辛勤劳作，对我国的茶叶生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彦青 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