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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的司法实践
发表时间: 2017年09月11日 10:38 稿件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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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人和受害人因争执打了起来,最后受害人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今年5月,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区公安分局侦查民警熊国建透过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办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做完询问笔录、调取、固定视频证据以及将伤情鉴定结果通知当事双方后,将嫌疑人故意伤害案的证据材料扫描上传系统,调取该案件后,按照证据标准指引模块内电子卷宗的目录要求,完备证据材料,最后一键推送到检察部门进行审核。”

  原以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熊国建没想到,案子并没有通过系统审查,系统提示:“嫌疑人故意伤害案有程序违法风险”。

  “在进行伤情鉴定前,此案作为一般治安案件,对当事双方进行了询问、笔录。但伤情鉴定认定受害人为轻伤二级后,公安机关作出了刑事立案决定。对此,我们必须重新对嫌疑人进行讯问、笔录,而不能将立案之前的直接供述作为证据使用,这是人工审查时容易忽略的问题。”

  熊国建说,系统中“证据标准指引”具备电子卷宗识别功能,能自动将证据进行提取,并进行证据程序合法性自动审查,一旦发现取证缺项便会自动退回,并列出被退回的原因和证据缺项清单。

  “对于办案民警而言,证据指引好比办案‘攻略’,引导我们从‘靠经验’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了解在什么阶段需要完善哪些证据,提升对办案各个环节证据收集的敏锐和准确。”熊国建坦言,以前民警办案往往“重口供”,忽视了一些定罪量刑的关键性证据,导致在审判环节,有些证据再想弥补也无法实现,就算可以补正也降低了工作效率。

  “在贵州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背景下,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在全国率先尝试研发公检法三家办案的证据标准指引,将盗窃、抢劫、杀人、故意伤害、毒品等‘五类案件’的办案证据指引转化为证据数学模型,对因证据瑕疵造成的不捕、不诉、退侦、发回重审等案例进行分析,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制定统一适用的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证据指引。”贵阳市委政法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石佳林说。

  不过也有人质疑:“整个案件材料一贯到底,公检法三家意见一样,那开庭不就没有实质意义了吗?”

  石佳林解释道:“证据指引的作用就是引导收集证据,对后续的审查起诉来说,这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并不意味着判决时要按照这个指引来。”

  换言之,判决最终还要看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系统只是倒逼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各项工作向审判看齐,实现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人力跑腿向网上传输、人工审查向智能审查的转变。

  此外,对容易滋生执法司法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系统还开发了案件自流程化监督功能,将执法办案的规范化要求固化到日常监督管理中,变人工监督为数据监督、事后监督为过程监督、粗放监督为精确监督,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程、实时、自动监督管理,杜绝“人情案”、“关系案”,把公平、公正体现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

  贵阳市委政法委数据显示,自今年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在花溪区、经开区、白云区和贵阳市级政法部门运行以来,截至7月,共办理刑事案件419起480人,同类案件的办案时间同比去年缩短30%,因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率同比去年下降25.7%,因证据不足不批捕率同比去年下降28.8%,服判率同比上升8.6%,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零发生”。(记者 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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